17zz网页游戏私服4月底，迪奥官方微博宣布杨颖（Angelababy）成为其中国区品牌大使，社交网络又沸沸扬扬了一番。其中不乏负面的留言，比如认为选择与品牌气质不符，显得对市场有些急功近利。

　　迪奥最重要的考量，自然是为了笼络年轻消费者。事实上，迪奥的动作算慢的了，古驰早选了李宇春，沛纳海选了霍建华，香奈儿腕表选了刘雯、陈伟霆，雅诗兰黛选了杨幂时尚和其他任何行业一样，看起来正在放下高身段和老规矩，努力讨好“千禧一代”（Millennials）他们喜欢的，他们谈论的，他们马上想要的。

　　“千禧一代”通常指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之间出生的人，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正是当下把手机作为“外置器官”、以互联网为生活重心的一代人。时尚品牌原本只把精力放在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及以上消费群体中，然而当第一批千禧一代步入社会后，时尚品牌突然发现，这个极度关注自我、不计回报只问快乐的年轻代际具有强大的消费潜力。正如品牌专家吉坦卓赛德夫所描述的，如今的成名之道是彰显自我，要过度曝光、不加剪裁。“现在我们重视任何知道如何博得受众的注意力、培养粉丝的人。因为千禧一代是历史上最热衷于出名的一代。他们在重新定义性感、天赋和吸引力，我们今天在明星身上寻找的是我们每个人各种表现形式的代表。”

　　参与度首先是个关键词，权力不再是自上而下。比如2016年度的“黑马”是Vetements推出的一款DHL制服T恤，明明和该快递官网上售价4.5英镑的工作服没什么两样，却打出185英镑的天价，最后还卖脱销了。原因很简单，从模特、时尚博主到造型师都穿着它在社交媒体上显摆。时尚博客“Man Repeller”还发了一条澄清帖：博主本人都没买到原版。这更让大家都想拥有一件DHL T恤，拍张照片发上网，参与这个“猜真假”的游戏。最后恶搞到了DHL的董事长肯艾伦（Ken Allen）的头上，他穿着Vetements的DHL T恤，登上了GQ网的页面。

　　我们以前所熟悉的那个平面时代的时尚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事情，其权力链条包括封闭的时装周走秀、垂直的零售渠道，还有来自几大时装刊物的大牌编辑的好恶。而2010年后，社交媒体让每个人都找到了参与其中的方式，只需要#和@两个符号，就可以把时尚热点和每一个人连接起来。“粉丝”资源强大的网络红人随便发个自拍，就能获得像Lady GaGa当年穿上“鲜肉裙”才能博得的热度。

　　让传统零售商如临大敌的即秀即买潮流则让人看到了“速度”如何摧枯拉朽。再没有人愿意在惦记了T台新款6个月之后，等到产品到店再下单。就像数字顾问斯科特加洛韦所说的，互联网就像时装系统的泻药，让大家对趋势和产品消化得更快了，人们要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多。

　　《时装商业评论》主编伊姆兰阿米德这样表达了作为曾经拥有时尚绝对话语权力的人的困惑：我们拥抱社交媒体与互联网，努力用新鲜感回馈顾客，但同时又制造出过量过度的产品，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将这些产品在下一季诞生之间贩售出去。它制约了设计师的创造力、耗尽了买手与媒体的精力。再加上类似奢侈品“通过电商90分钟送达”这样的效率，让人无法不产生疑问：没了到店获得的尊享服务，没了waiting list等手段带来的难以获取感和仪式感，时尚的新角色是什么，是生活消耗品么？

　　时尚评论家罗宾基翰（Robin Givhan）却站在了问题的另一面。她认为高级时尚百般讨好千禧一代是让每个人都受益的事情，虽然她也看不惯那些不进健身房的家伙穿着瑜伽裤满街逛，以及行业里一时间出现了太多迷恋街头风格的设计师，但不得不承认，消费者的换代给秀场带来了多样性，“它迫使时尚重新思考其呈现和销售方式”。

　　没人可以骄傲地墨守成规。没有一种权力可以永远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说了算。事实上，两个世纪以来，时尚正是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权力“颠覆”，才变得和我们每一个人相关。

　　先是英国人查尔斯沃斯（Charles Worth，1825～1895）。在沃斯之前，制作衣服的人并不能创造时尚，他们只是供应商，把客人选好的面料和颜色按体形裁剪出来，或者帮顾客复制上流社交舞会的长袍。沃斯是第一个把自己的品味融入设计的裁缝每年两次的夏、冬两季时装发布会，用真人当模特，销售自己设计的样板都是从他而来。当年，沃斯把皇后的裙子缩短25厘米的行为，犹如要让今天的英国女王穿上超短热裤一样激进。

　　曾是富贵名流阶级特权的奢侈品也面临了类似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让年轻的嬉皮文化闯入时尚台前。这种带一点儿东方哲学、不抵抗主义、诗歌和摇滚乐的混合开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持续影响了20年。

　　90年代的时尚也曾像今天一样“弯腰屈膝”过。在《时尚终结》一书中，身为《华尔街日报》时尚记者的泰莉艾金斯（Teri Agins）指出，当时的女性对时尚丧失了兴趣，因为她们更在意自己的工作。T台被MTV掩盖了光彩，穿着肥大夹克衫、短裤的说唱歌手成了新偶像，李维斯、耐克和盖普这样“平易近人”的品牌遍地开花。这和被社交网络和街头风格垄断的当下不是非常类似吗？曾经一度，20世纪的年轻人对CK的内衣裤比登月更感兴趣。

　　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时尚未必还是迪奥先生所说的“人类保持个性和独一无二的最后的庇护所”，但它仍然敏感地揭示着我们时代的情绪。网红、街拍、土酷、意见领袖、流量这些正在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切，同样也在改写时尚和奢侈品消费的权力谱系。千禧一代通过数字社交媒体所制造的，无视仪式感和权威性的时尚游乐主义，会让时尚世界变得更民主，还是很快成为另一种权力模式？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

　　到底时尚有没有民主这一说呢？在纪录片《阶级与文化》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时尚已经变得越来越民主，传统上时尚被视为地位、声望和阶级的标志，只适用于上流社会。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让时尚不仅仅是贵族和皇室的专属，更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商品。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乔治西梅尔（Georg Simmel）在1904年写道，时尚是由社会中的精英所创造，流动性也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趋势从社会高层群体中传递下来，以便被想攀登社会阶梯的下层阶级所购买。而一旦较高地位的群体开始受到较低对手的威胁时，他们的时尚就会改变，以区分自己并保持他们所谓的与众不同。

　　这是分析时尚的传统方式，有人认为这也是时尚得以更新的原因，同时还可以用它来解释短短三年实现销售额1亿欧元的Vetements为什么会这么火是设计师对于停滞不前的奢侈品行业做出的一种反抗，当下我们看到了无数亚文化潮流对主流时尚产生影响的案例。

　　过去十年似乎又经历了一次类似于“时尚民主化”的转变，行业的秘密越来越多地被暴露：电视节目、纪录片、好莱坞电影、真人秀、社交媒体，挑起了普通人对时尚的兴趣。长期以来一直笼罩在神秘面纱里的世界，一种精英主义，变得透明并触手可及。时尚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所有的悖论、讽刺和不一致。然而，促使它不停运转的从来不是民主和主义，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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