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的vip情人三元基础研究的含义有多种描述，学界推崇的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基础研究的定义：基础研究的目标是对正在研究的学科的更全面的知识或认识，不考虑具体的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的取得离不开高校创新资源的集聚，一项国际研究表明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现代研究已经证明，从基础研究成果到具体生产技术期间要经历三次转换：第一次转换，基础研究成果加上目的性转化成技术原理；第二次转换，技术原理加上功效性转化成技术发明；第三次转换，技术发明加上经济性与社会性考虑转化成具体生产技术。从这个漫长的转化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从基础知识到具体技术的转化效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有很多因素，二战后科学技术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基础研究是一个强大的支撑。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基础研究的国家，认为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的资本。这种重视首先体现政府的经费支持上，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学校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为12.3%。2020年5月，美国国会一项新法案更是提议未来5年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额外拨付1000亿美元，其中最大一部分资金用于资助若干大学技术中心在10个关键领域的基础研究。此外，美国私人基金会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每年达到23亿美元，其中 约84%用于高校生命科学和医学的研究。

　　今天，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基础研究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重要贡献已成为各国的共识，这一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在全国科学家座谈会上，我国领导人明确提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2021年，我国R&D经费中基础研究经费达到1696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增速较上年加快5.8个百分点，恢复到疫情前两位数的增长水平。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已占R&D经费比重达到6.09%，比上年提高0.08个百分点。高校研究与试验发展拨入经费从2012年的768.7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592亿元，十年累计拨入经费总额超万亿元。

　　据教育部网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22年5月3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13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759所,含本科院校1270所、高职(专科)院校1489所、成人高等学校254所（未包含港澳台高校）。近十年来，教育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需求，主动布局建设了25个前沿科学中心、14个集成攻关大平台、38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系统布局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超过1500个。全国高校重视基础研究，不断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牵头建设了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30%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此外，全国高校牵头建设了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国家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支撑类重大平台，初步形成了层次清晰、布局合理、支撑有效的科研平台体系。

　　十年来，全国高校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群体也在稳步壮大，全国超过40%的两院院士、近70%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都集聚在高校。全国高校科技活动中衡量科技人力投入指标的R&D人员全时当量从2012年的20.9万人年增长到2021年的33.4万人年，增幅近60%。多年来，通过高水平科学研究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支撑了数百万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每年大批的优秀毕业生走进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和研究型大学，创新资源的汇聚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跃升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年来，教育部为聚力基础研究，提升源头创新能力，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推动赋予高校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组织全国高校开展了“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等一系列试点，对职称评聘、学位授予、绩效奖励等评价工作中过度使用SCI论文相关指标的现象列出负面清单，以创新质量、能力、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在高校逐步树立，高校科技创新活力不断激发，学术生态不断优化，在国家科技创新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高校专利授权量从2012年的6.9万项增加到2021年的30.8万项，增幅达346.4%，授权率从65.1%提高到83.9%；专利转让及许可合同数量从2000多项增长到15000多项，专利转化金额从8.2亿元增长到88.9亿元，增幅接近十倍，在基础前沿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产出了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把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关键动能。

　　十年来，教育部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一是更加突出“国家使命”，强化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建设重大科研平台，解决国家急需的“卡脖子”问题；二是围绕“四个面向”，依托大平台组建大团队，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长期持续攻关，从而实现基础研究不断有重大原创突破，为建设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在神舟飞天、北斗组网、羲和逐日、高速铁路、C919大飞机、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大国工程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数百所高校，在突破“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0年来，全国高校获得了全部11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中的10项、全部技术发明奖中的72%，并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成为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

　　中国共生（智库）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 陈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