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痕漫迹1973年3月，北京中关村。整个国家的天空仍然处在阴霾的笼罩之下，有识之士只能在私下里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一位名叫顾准的学者，在一间不大的公共宿舍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十多年后，随着他的著作的出版，这一思想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慰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最应体现出“科学精神”的中国科技界却出现了种种令人不齿的现象：急功近利、浮躁浮夸、成果重数量轻质量、不端行为频频出现、一些科学家社会责任感缺失种种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从根本上看，这些问题都关系到科学价值观，是其从思想根源上背离了科学的本来目标和价值。因此，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端正科学理念、明确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学术生态的根本。”2月26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向社会发布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和《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作了上述表示。

　　2月28日，在科学时报社主办的“端正科学理念、强化社会责任”研讨会上，中科院刚刚发布的两份文件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包括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两院院士、社科界及一线多名专家围绕“科学是什么”、“什么是科学精神”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对中国来说，科学是个舶来品。“科学”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学问”、“知识”。对于“科学”的内涵，至今还没有一个为世人公认的定义。甚至有人认为，给科学下定义是无益的，也是不可能的。英国著名科学家贝尔纳指出：“科学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确已如此地改变了它的性质，以致无法下一个合适的定义”，“科学不是个能用定义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的单一体”。

　　“科学有两个传统，其一是希腊传统，就是形式化的传统，追求一种普遍性或者规律性，而近现代科学之所以有今天，则是来自于实验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段伟文指出。1888年，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作出结论。”达尔文的定义指出了科学的重要一面，即事实与规律。科学要发现人所未知的事实，并以此为依据，实事求是，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纯思维的空想。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科学的物质成就上去理解科学，而忽视了科学的文化内涵及社会价值。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刘兵认为，与以往中国传统的科学界相比，此次中科院在《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充分彰显了科学本身所包含的人文内容，并将其作为整个科学价值的最终体现而加以强调，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中国，科学的这一方面还从没有以这样一种权威的方式明确表达出来。

　　在《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触目可及的是有关“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精神”、“科学的道德准则”和“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探讨。《宣言》还强调指出，科学之所以能够赢得社会声誉，并不断实现自身的进步，主要归功于“科学共同体把追求真理、造福人类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在科学研究职业化、社会化的今天，更应该严格恪守与忠实奉行这种科学的价值观”。

　　刘兵认为，如果能够在目前阶段，把《宣言》中这些崭新的理念和思想真正贯彻实现并普及传播开来，会对当今的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该《宣言》也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也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宣言的发布非常了不起，它本身体现了中国最高的科学机构对于科学认识的一个伟大的进步。

　　1997年，原本已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终身教授的王飞跃回到了思念已久的祖国，踏上了新的事业征程。十年后，当他再次回眸中国近年来的变化时，内心不禁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短短十年，中国已经在国际上具有了令人不可小觑的力量。

　　谈及回国多年最深的感受，王飞跃认为目前我国科技界在科学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错位”。中国的很多科学家从小接受的教育给他们留下了“科学是完美、绝对的，也是神圣的”印象。这就导致他们在此后的科研工作中产生一种错位，这种错位导致了“科学万能”的想法，认为“只要是科学的，就该支持我，就得给我经费，让我来做这些事”。但实际上，所谓科学无止境，是针对于整个人类而言的，每位科学家都只是大群体里面的一个小分子，是整个历史长河里面的一小段。因此，谁也没有资格拿下一代人的资源来实现自身的梦想。

　　这种“错位”也和对科学的认识有关。关于科学的讨论一向是科技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自20世纪以来，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并持续升温。它源于对科学自身及科学与自然和社会系统相互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也是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多元文化相互作用的反映。刘兵认为，《宣言》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深思，那就是“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可能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并挑战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伦理”。

　　“有关科学的讨论，是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人类生存相互作用的一种反映”，刘兵认为，《宣言》中的这种提法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即不会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科学知识也是人类多元知识中的一种。这种认识对于促进当今社会的和谐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宣言》中所谈的道德，实际上只是道德的底线，而不是科学工作者道德的最核心部分，”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张开逊认为，“科学工作者道德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他的奉献和创造精神。科学工作者如果缺乏奉献和创造精神，才是最大的不道德。”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刘华杰也指出，根据有关数据，我国科技界每年拥有的总资金数近5000亿元人民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就是吃“科学饭”的，而且确实吃掉不少。“吃了人家的饭就要为人做好事”，科技工作者当然应该利用科技为社会和人民服务。

　　《宣言》将科学不端行为作为道德的主要内容，张开逊认为非常有现实意义。人类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纠错机制，这就是道德和法制。但是，当科学不再是少数先行者的探索活动，而是成为一种大众职业时，其出现不端行为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这种不端行为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还可能以行为规范提到的那些条目之外的新的、具有创造性的方式出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物理学会会长杨国桢院士认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硬环境，包括实验室用房、试验设备等等；一个是软环境，用现在的词句描述就是完善和谐的学术生态。最近十年，科技工作者的硬环境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但软环境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不足。他认为，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科院发表这样的《宣言》是非常重要的。

　　张开逊认为，支持科学理念，最根本的是要弘扬科学活动的人文情怀和引导科学家们关注自己的哲学智慧。科学家的性格千差万别，没有任何两个科学家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有三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是诚实，第二是勤劳，第三是爱心。只有爱心，才能体现出自身的科学活动对人类的大爱。“要真正理解和体现科学理念的宣言，就应该着重弘扬人文情怀和哲学情怀，因为科学的终极价值是人文价值，人类最高的人文情怀是哲学情怀。”张开逊说。

　　此外，他还认为，在弘扬科学理念宣言的过程中，除了要提出让人们惩戒或者警惕的不端行为外，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地引导人们像一些伟大的科学家那样去思考、去生活，就像“激光照排之父”王选和王大珩院士那样。

　　“要保证端正科学理念、强化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制度保障是关键。”蒋劲松认为。

　　实际上，很多国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号召大家要去尊重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可是他们的科学活动反而开展得很好、非常有章法。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蒋劲松认为，科学理念不是抽象的哲学，也不是抽象的理论，甚至不仅仅是成文的规则。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实践当中一套不成文的习惯。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院士对于科学理论的表述也许没有哲学家那么清楚，但是他们在自身的岗位上，每天都在踏踏实实地努力，而且做得非常好。这是哲学家们的理论探讨没有办法相比的。

　　科学共同体自有一套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可以有效地熏陶、教育和培训科学家掌握科学规范，对不端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矫正。这些不是靠外在的一个机构来倡导就能完成的。但是，中国缺乏这样一个近代的科学文化传统。因为近代以来种种因素的干扰，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不是很强，受到太多外来的干扰。改革开放之前，有很多政治因素的干扰，而现在主要的因素则是另外一个，即科学共同体没有自主性。

　　蒋劲松认为，现在很多的科学管理方法被行政化，一旦行政化之后，不是同行评价，而是行政评价，导致所有的考核都是量化的。其实，一个好的科学家一定是有能力评价他的同行的，而且不一定要在《科学》、《自然》上发表文章。所以，不管是考核还是评奖，其实是过度的行政化导致了这一切。对此，解决之道唯有一个，就是把科学的自主权还给科学共同体。

　　全国政协委员聂玉昕院士也认为，要防止科学不端行为的发生，必须对现行的考核评价体系和奖励机制作相应的改革。他告诉大家，从去年4月到今年1月，中国科协委托他们就中国科技期刊里面的不端行为作了一个调查。结果非常令人吃惊：在250张问卷中，大概有120多张的回答是“非常严重”，120多张的回答是“比较严重”，没有选择“一般”和“不严重”的。而且，问卷调查人大部分在国外呆过，是比较了解全面情况的。因此，他认为，只有作出制度上的相应改革，才能为科研工作者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才能让他们真正可以认认真真、安安心心地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