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夫妇121229我坐在电脑前观看来自瑞典的现场直播，手边还放着两部电话，准备在视频中的发布会结束后进行电话采访。画面中即将揭晓的是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我是一个科学记者，关注每一年在各个领域的新科诺贝尔奖得主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这已经是我们连续第六年以《改变世界的人》为题，用几十页体量的封面报道向中文世界介绍诺贝尔奖——也已经是我连续第三年因为疫情原因而无法亲临现场。

　　按照惯例，一位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会先用瑞典语宣布获奖者的名字，之后再用英语发布。我先是仿佛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之后又听到了英语，并且见到了照片。在三位诺奖得主之中，安东·蔡林格（Anton Zeilinger）的名字赫然在列。接下来会有一个简短的发布会，电话采访随即开始，而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3年前，我坐在蔡林格教授的办公室里与他对谈时的场景。

　　2019年9月，我从伦敦飞往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物理系一幢古朴的小楼里对蔡林格教授进行专访。我刚坐下，蔡林格就让我看一看身后。我回头打望，看到身后是一张黑色的木质小黑板。蔡林格笑着对我解释，这个小黑板意义非凡，它曾经属于奥地利另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

　　我为了那次专访准备已久，采访的时间也是恰到好处。时至九月下旬，在离开维也纳之后，我即将前往斯德哥尔摩去报道当年的诺贝尔奖。蔡林格教授正是我心中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2019年的物理学奖最终授予两位行星科学家和一位宇宙学家，而蔡林格教授终于在三年之后获得了诺奖。三联对此反应迅速，在他获奖的当晚就将我在2019年对他的专访《只要观察得足够近，一切都会非常有趣》再次发出。在诺贝尔奖的光环下，这篇专访在微博上迅速被转发了超过上千次，阅读量上百万。

　　在“三联压中了当年两位诺奖得主”的称赞背后，其实是三联在科学报道方面几乎不计成本的投入（袁越也曾对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斯万特·佩博进行过专访）。几年来对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面对面的访谈，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也让我开始发现和理解在严格的科学世界中关于人的维度。

　　蔡林格教授只是我那次维也纳之旅的采访对象之一。之后在对维也纳学派研究所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施泰德（Friedrich Stadler）的专访中，恩斯特·马赫、库尔特·哥德尔、路德维希·玻尔兹曼、尼尔斯·波尔与埃尔文·薛定谔等一系列大科学家的名字接连出现。从20世纪初开始，以维也纳学派为中心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脉络开始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也让我更加相信，面对面对科学家进行专访，能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让人理解科学的意义。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甚至是有些奢侈的科学写作方式。

　　相比于其他领域的新闻写作，采访科学家以及进行科学写作通常时效性不算太强，关注度也相对不高，看似可以慢工出细活，静水深流。但这些年来，无论如何准备，我对于科学家的采访总是收获与遗憾同在，而能够进行弥补的机会则少之又少。

　　2018年3月14日，我一早醒来翻看手机，发现微信里已经积攒了数百条新消息。就在当天凌晨，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去世。北京的编辑部已经对此事进行了周密讨论，确定要以霍金为封面人物做一期报道。与北京有8小时时差，身在伦敦的我后知后觉，于是立即起床开始工作。一天之后，我已经坐在剑桥大学理论物理系主任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专访。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和巴罗教授深谈了霍金的一生——他的科学成就、他的病痛、与媒体的关系、世界性的名誉。采访结束之后，巴罗教授礼貌地拒绝了我要去霍金的办公室里探访和拍照的要求。

　　这次剑桥之行最后成为一篇名为《他很幸运，是个理论物理学家》的专访文章，也成为了《霍金的真实——个体之小于宇宙之大》这期封面报道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主文末尾，我深情地写道，“如果有任何人想要理解生命的意义，想要去探索在种种苦难之中的生活的可能性，他都应该去读一读史蒂芬·霍金的故事。”对于这次专访，我在内心里是颇为满意的——在霍金去世之后，比较世界各大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无论从反应速度，采访对象的身份，访谈内容等多方面来看，我的这篇访谈都值得一读。

　　两年多后，我又想起这位曾经采访过的巴罗教授，于是开始搜索关于他的消息。搜索结果让我陷入到深深的懊恼之中。如果我事先做过更全面的准备，就会了解到巴罗教授小霍金10岁，与霍金师出同门，同样受教于英国著名天文学家丹尼斯·夏玛（Dennis Sciama）。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发表过多部学术专著与风格独特的科普作品，还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剧作家和剧评人。面对这样一位多才多艺且风格独特的科学家，我因为疏忽，便只把他当做了一个点评霍金的人物而完全忽略了他自身的价值。而且我也不会再有补救的机会——我同时搜索到了巴罗教授已经于2020年去世的消息。

　　在进行科学写作，奔走于世界各地采访顶级科学家的过程中，类似的收获与遗憾大约总会同时到来。每每在采访结束之后，我才会想出自认为更深刻或是更有价值的问题。如果说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那么人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究竟是主宰者，还是某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承接者？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和机遇，才让一个个完全不同的角色站在科学发展的各个关键节点上？不同科学家的个人风格又会产生出怎样不同的成果？在现代又该如何理解科学研究的门派与传承？这些问题，都牵扯到在科学中关于人的维度。

　　我开始意识到，在写作中发现和强调关于人的维度，是科学写作的责任之一。脉冲星的发现者乔丝琳·贝尔·伯内尔女爵士（Dame Jocelyn Bell Burnell）告诉我，在14岁的一天，她偶然看到父亲从图书馆借来的两本书。一本是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的《天文学前沿》（Frontiers of Astronomy），另外一本是丹尼斯·夏玛（Dennis Sciama）的《统一的宇宙》（The Unity of the Universe）——两位剑桥大学天文学家撰写的关于天文学的科普书让伯内尔读的津津有味，也从此开始对天文学着迷。

　　当年史蒂芬·霍金来到剑桥大学，最初正是打算投入霍伊尔门下，后来则成为了夏玛的学生。同样曾经师从夏玛教授的知名科学家，还包括前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马丁·里斯（Martin Rees）、约翰·巴罗（John Barrow）、以及量子计算的先驱大卫·多伊奇（David Deutsch）——除了霍金之外，这些科学家都曾经接受过我的专访，随后访谈内容又作为第一手资料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我认为，读者如果能够理解这些科学家的师承关系，再将这些专访结合在一起比较阅读，便更能够理解科学发展的脉络，以及科学研究中的所谓传承与风格。

　　有时也会有些“小幸运”，能够两次采访同一位科学家，最大可能弥补之前的遗憾。我曾在加州科维理理论物理研究所采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听他讲述量子场论的发展。而在两年之后，我又通过网络再次采访格罗斯，让他描述作为物理学前辈的杨振宁。

　　2022年6月，我在伦敦采访了宇宙学家理查德·艾利斯（Richard Ellis），听他讲述研究宇宙的黎明时期，搜寻宇宙中最早期星系形成的故事。就在采访之后一个月，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向地球发回了首批5张关于宇宙的高清照片，迅速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在这个契机下，我又一次通过视频采访艾利斯教授，请他分析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的发现对于人类理解宇宙的重要意义——于是我们又有了这一期封面报道：《当宇宙有了第一束光——天文望远镜的进化之路》。

　　在网络时代，通过面谈进行采访已经不再是必需。受条件所限，我经常会通过网络对科学家进行电话或视频采访。不过，只要有可能，我仍然愿意与采访对象面对面谈话，尝试从一张张生动的脸孔中构建出一个在科学之中专属于人的维度。这些年里，在不断地奔走，发现与构建之中，我希望能够最终创作出第一流的中文科学写作作品。作品的最终完成，不仅依赖作者，同样在于读者们的阅读和反馈。新的一年开始，你可以通过订阅和阅读三联得到一个理解世界的多一个窗口，这也同样是对于每一个三联写作者的机会和肯定。

　　三联的记者真不错👍！让我们在一群浑浑噩噩的人群中看到了希望！中国的希望有你们的眼界和格局会走出蛮荒和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