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爱情有晴天片尾曲2025年2月1日，德国前总统霍斯特克勒逝世。克勒的继任者施泰因迈尔在给克勒遗孀的慰问信中称赞克勒是“我们国家的幸运”。

　　时逢德国大选的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德国总理朔尔茨连续在社交媒体X和Instagram上发帖，称“德国失去了一个终身为公正世界奋斗的政治家”“他在任期间一直努力促进不同国家间的理解”。

　　克勒出生在二战战火中的波兰小村庄，父母都是农民。当年，那个村庄被德国占领者改名为更符合德语习惯的海登施泰因。

　　1945年，为了逃离战乱，克勒一家人迁往德国。克勒的童年是在流离失所和不断迁徙里度过的，甚至有四年住难民营。最终，一家人在南德小城路德维希堡安顿下来。稳定的生活带来了向上的动力，克勒参加了童子军。

　　19岁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克勒参加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路德维希堡城堡庭院向德国青年发表的演讲活动。2年兵役后，他以预备役中尉身份退役，进入图宾根埃伯哈德卡尔斯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然后，他又用了八九年时间写完博士论文。论文以通过技术进步解放工作为题，涉及货币改革。冥冥之中，这份研究也成为他日后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时的主要课题。

　　此后，克勒进入了对口行业工作，一路晋升至联邦财政部国务秘书，负责金融和货币关系。20世纪90年代，克勒先后作为西德和德国的代表深度参与了两德统一谈判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德国统一所带来的结构性剧变引发了东德经济震荡和大规模失业，他参与了危机管理。在经济专业知识之上，克勒也展现出了政治觉悟：在两德统一的谈判中，他力主在工资、养老金和储蓄上将东西德马克汇率设定为1比1，同时把西德包括养老金、健康和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展到东德。为此，克勒分别与东德领导人和西方盟国进行了多次磋商。尽管“只是”国务秘书，但他并不满足于执行决定，而是主动参与了决策过程。

　　这些决策从专业经济学角度看绝非没有争议。不少经济学家批评，这导致日后东德的企业失去了竞争力，却在政治上快速增强了东德人的信心。克勒与国际金融机构的联系，又有助于确保德国统一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盟国和欧洲货币体系的接受。《每日镜报》主编马罗尔特评价称，作为国务秘书的克勒在德国货币、经济和社会统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际层面，克勒曾与俄罗斯协商支付数十亿美元的款项，以换取苏联时期的驻德军队从德国撤出。他还监管了德国对1991年海湾战争的财政援助，向美国支付约120亿德国马克。此时他已加入基民盟，深得时任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信任，并作为总理幕僚和私人代表，连续四年筹备了分别在休斯敦、伦敦、慕尼黑和东京举行的七国集团经济峰会。

　　经济能力加上政治头脑，让克勒也受到党外人士的肯定，并助他走上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2000年，在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推荐下，克勒被任命为IMF总裁。原本推荐的人选遭到美国政府拒绝后，施罗德向同为社民党人的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寻求建议，后者推荐了克勒，因为他“在世界上享有公众声誉”的同时也被美国接受。克勒上任后的第一桩活动，就是讨论通过IMF、世界银行和国家贷款机构减轻最贫穷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可行性。

　　2004年3月4日，默克尔联合埃德蒙施托依伯和古依多威斯特维勒提名克勒为5月23日联邦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三个带头提名的人分别来自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克勒随即辞去IMF总裁职务。对这个提名，公众的反应并不一致：商界一致支持，但其他圈子则对一个几乎只是在商界出现的形象感到心里没底，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反而是个优点，因为这可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不完全通过政治活动获得身份的总统。

　　尽管克勒是被施罗德送上IMF总裁之位的，但他的总统提名却被反对派利用，来指出当时的施罗德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弱点。21世纪初的德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和改革压力：超过400万人失业，经济增长疲软，国债导致预算形势紧张。施罗德通过“哈茨IV改革”和“2010议程”来进行改革，但改革措施也促使了社会紧张加剧。

　　克勒在经济上的专业性，是对施罗德政府经济问题的无声攻击。作为IMF总裁，他还有遍及全球的关系网络和丰富的危机管理经验。这对于联邦总统办公室来说并不寻常，因为这里依照惯例是更多地讲国内政治形象而不是国际经济知识。尽管在2002年竞选总理中失败，施托依伯还是有影响力且资产丰厚，因此很多人以为反对派的人选会是一个类似于他本人的“典型”基社盟成员或“传统政治精英”。但默克尔偏偏提名了一位专业人士，一举加强了个人的领导力，团结了反对派，同时对外展现出一个现代、专业且国际化的德国形象。最令施罗德有苦说不出的是：克勒这个人才，当年还是他亲手送上国际舞台的。

　　通过这次对克勒的提名，默克尔也初步显露出她本人日后掌政时频频施展的一种娴熟政治技巧：放下狭隘的政党政治属性。

　　职业政治家的工作环境，并没让克勒学会多少“油腻”和圆滑。他没有按照很多人对总统这个角色所期待的那样满足于做一个“权力象征的老好人”，而是喜欢参与到日常政治中。尽管总统角色受宪法限制，克勒却经常在时政话题上表明立场，时不时地惹恼各党派的政治人士。但作为联邦总统的克勒却成了当时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在《明镜周刊》2005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他的支持率明显高于时任总理施罗德和反对党领袖默克尔。

　　克勒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曾推举过自己的人。“哈茨IV改革”和“2010议程”的主要措施包括合并失业福利和社会福利，削减福利数额，释放二级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市场“去官僚化”。这招致大量批评，数百万人认为就业更不稳定，低工资部门不断扩大，担心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以“在业穷人”自称，害怕社会地位下降。

　　在总统就职典礼的演讲中，克勒就毫不客气地提出灵魂拷问：“是经济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经济服务？”作为一个曾经的经济专业人士，他在此表达的是，对灵活度和竞争力的关注不能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经济成就是真的惠及普通民众，还是仅仅方便了经济精英？此言一出，很多人视他为良知捍卫者，但政界却普遍不快。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认为，克勒的言论是对改革的攻击，而基民盟也感到恼火，认为他用这些言论来自我标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出台了紧缩措施，以限制公共债务，颁布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银行救助计划以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克勒又公开呼吁“驯服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减少对大型企业的依赖。他从经济专业的角度提出：对内规范金融资本和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包括对银行、对冲基金和评级机构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对政府无法控制的“影子银行”和表外金融交易进行监管；降低投机泡沫的风险。对外建立新国际金融秩序，包括强化IMF等国际机构，但进行改革，使其更民主化，减少工业大国的主导地位；设置国际金融交易税以遏制投机交易；防止单边国家措施。在许多讨论里，他更直指某些经济措施与银行集团的游说脱不了干系，这使很多行业从业者非常恼怒。

　　其实，克勒的很多建言都源于他的经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克勒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了一段时间。在成为IMF总裁后，他引用那段经历来反思这个组织的管理风格，指出这种管理风格侵入性过重并太过注重细节。这样的习惯，在他成为国家领导人后也没有改变。

　　在外交方面，克勒重视推动全球化和可靠规则的建立，尤其是与非洲的伙伴关系。在任期内，他曾多次前往非洲。2004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就指出非洲的命运关系到人性，表示“诚实而慷慨地参与非洲事务”也是欧洲的自我尊重。随后，他创立了“非洲伙伴关系”和“平视对话”的倡议。在为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颁发第九届魏尔海姆文学奖时，克勒通过批评非洲在欧洲的形象反思了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指出欧洲总是把非洲描绘成一个充满危机和灾难的大陆，教科书里充斥着陈词滥调。

　　在任命了第二届默克尔内阁的次年春天，克勒就与默克尔领导下的“黑黄组合”政府保持了距离。他公开表示不满，称民众期待“积极的政府”。这同样是出于经济专业角度，他认为没有减税的余地，也不回避批评政府的《增长加速法案》：“就好像是国家可以永远、永远确保快速增长一样。”

　　克勒在经济领域的专业性是他被推选为总统的重要因素，但“过于耿直”也直接触发了他总统生涯的结束。

　　2010年5月底，德国联邦国防军部队访问阿富汗后，克勒在返程航班上接受了德国文化广播电台的采访。记者提问称，现有的阿富汗行动模式是否足够，毕竟德国现在参与了战争，是否需要对这场武装冲突做出明确的承诺，或者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话语。克勒回答：“我们在那里作战也是为了德国的安全，我们是根据联合国的授权和决议与盟国及其他国家结盟作战的。不过，我的观察是，总体而言，我们正在逐步让全社会认识到，像我们这样一个以外贸为导向，因此也依赖外贸的国家也必须知道，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在紧急情况下，也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例如自由贸易路线，例如防止整个地区的不稳定，因为这肯定会以贸易、就业和收入的方式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说，还会有人死亡。不仅会有士兵死亡，也可能会有文职重建人员因意外事故死亡……即使付出这样的代价，最终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仿佛一杯冷水泼入烧热的油锅，一下就噼里啪啦炸开了。议会里，有人称克勒的表态“具有误导性”，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表述”，有人说这是“极端立场”，还有人认为这“非常危险”。时任国防部长古滕贝格赶紧“找补”：阿富汗任务本身并非基于经济利益，而是联合国为打击和稳定地区局势而赋予的使命，不过经济利益与安全政策“可以联系在一起”。绿党党团领袖将克勒的言论与历史上的炮舰政治相提并论。左党党团领袖则辛辣指出克勒只不过是瞎说了句大实话：“我们（左党）一直在说，这与什么让孩子上学（指价值观）没关系，阿富汗战争背后就是有经济原因。”

　　克勒的新闻发言人发表声明称，他的言论与德国政府2006年《联邦国防军白皮书》措辞一致，与包括欧洲理事会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和联盟党议会党团2008年《德国安全战略》在内的政治文件均有一致性。但这一次解释没起到缓和舆论的效果，批评的声浪没有平息。

　　阿富汗行动是时至当日德国联邦国防军执行过的最大最危险的军事任务。政府给出的官方理由是打击、保护平民、支持阿富汗重建。2010年，德国联邦国防军在北约框架下参与在阿富汗的部署已经进入第九年了。随着本国士兵参战并出现人员伤亡，民众的疑虑俱增。更何况，很多人对在国外驻军本就持怀疑态度，认为德国宪法只允许出于防卫目的的军事行动。一旦沾上“为了经济利益去打仗”的印象，整个形象就马上变味了。克勒正说出了许多人怀疑但没人愿意公开承认的话：德国也在为经济利益发动战争。同时被放在大庭广众下质疑的，还有政府是否告诉了民众执行阿富汗任务的真正原因。

　　一周后，克勒与妻子爱娃露易丝一起出现在镜头前：“我在此宣布辞去联邦总统职务，即刻生效。”这是德国历史上首次联邦总统辞职，无异于在德国政坛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即使在此时，克勒也不忘耿直地表明对他的批评就是辞职的原因，“毫无道理，是对我的职务缺乏必要的尊重”。在两周后的告别仪式上，他又说“尊重和诚实应该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占据稳固位置”。卸任总统职务后，克勒有权终身领取官方荣誉工资，但据《图片报》报道，他放弃了这项收入。

　　“这个国家给了我很多。我本是个难民，家里没钱。我能够学习，能够在社会的阶梯上攀爬。这个国家给了我和平。”克勒曾这样阐述自己对德国的情感。即使是在被媒体批评为“经不起批评”的辞职一事上，他也不忘强调“作为联邦总统为德国服务是我的荣幸”。从一个出生在波兰、童年时一无所有的难民家庭的儿子到总统，对普通人来说，这样的履历足够鼓舞人心。克勒也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向德国民众表明，无论来自哪里，只要努力和诚实就可以成功。

　　也许出于这样的原因，克勒在出任总统时并不“安分守己”，而是乐于介入日常政治事务。也正因此，他总给政府的人带来“意外”。例如，虽然签署了一项航空安全法，但也建议宪法法院对其进行审查，结果宪法法院推翻了这项授权在紧急情况下击落客机的法律。此外，他甚至没有一开始就签署欧盟的《里斯本条约》。

　　经历贫寒的童年后，克勒通过教育获得了专业知识，走上了向上成长的阶梯。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经历，克勒多次强调，无论如何不能削减教育和研究经费。他后来有些固执地坚持自我，既出于对专业态度的坚持，更出于对规则承诺的重视。

　　克勒逝世后，不少德国媒体人不约而同地用“难搞”来形容他，但这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和纪念。和克勒共事过的默克尔也发帖：“从最好的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顽固的人。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欣赏他的棱角分明。”